在上⼀谈中，我们讨论了PD-1/PD-L1免疫治疗的作⽤机制。然⽽⽆论是久热不⽌的PD-1和 PD-L1的研究，还是针对TIGIT、LAG3、TIM-3等靶点的探索，均是围绕如何恢复T细胞功能来进⾏的，即如何提⾼机体的获得性免疫。⽽固有免疫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却⻓期没有得到体现。事实上，在整个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多种浸润免疫细胞中，巨噬细胞占主要成分¹，以巨噬细胞为代表的固有免疫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仍有待研究和应⽤。

　　巨噬细胞源⾃于循环单核细胞，作为⼀种先天免疫细胞，存在于所有组织中并参与多种病理活动。在肿瘤中，巨噬细胞扮演着双重⻆⾊：（1）⼀⽅⾯，巨噬细胞可能通过基质重塑，分泌⽣⻓因⼦和免疫抑制细胞因⼦，⽀持⾎管⽣成从⽽促进肿瘤⽣⻓和扩散，其浸润程度与许多类型 的癌症不良预后相关；（2）另⼀⽅⾯，通过杀伤肿瘤细胞和病原体，从⽽抑制肿瘤的发⽣发展^2-4。除此之外，巨噬细胞不仅表达出所有类别 Fcγ 受体，⽽且能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 (ADCP)来杀伤肿瘤细胞^5-6，在许多抗体治疗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

图1. 单抗诱导巨噬细胞杀伤效应⽰意图

　　I 和 II，直接作⽤包括阻断⽣⻓受体和诱导细胞凋亡 (I)，⽽ CDC 在 C1q 与单克隆抗体介导的肿瘤细胞结合后被诱导(II)。III 和 IV，将 免疫效应细胞与肿瘤细胞连接，导致 ADCC (III)或 ADCP (IV)。

　　因此如何利⽤好巨噬细胞，使其更好地发挥抗肿瘤作⽤，对肿瘤的免疫治疗来说具有重⼤的意义。然⽽相⽐NK细胞或外周⾎中的其他⽩细胞⽽⾔，巨噬细胞的研究难度更⼤：⾸先巨噬细胞不在⾎液中循环，不便⼤量纯化，需要在⼈⾎清或⽣⻓因⼦（例如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M- CSF）存在下培养⼀周或更⻓时间，才能与循环单核细胞区别开来⁷；此外，巨噬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主要通过吞噬作⽤，在技术上较难测定⁸，需要显微镜观察或流式细胞术来将细胞吞噬进⾏定量。铬释放测定法是测量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的⾦标准，但该⽅法不⾜以 评估巨噬细胞的作⽤，因为巨噬细胞在吞噬作⽤后会保留放射性探针⁸，导致ADCP难以测量。由 于这些原因，巨噬细胞作为⼀种可靶向癌症的效应细胞仍有待进⼀步认知和应⽤。

　　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吞噬作⽤(antibody-dependent cellular phagocytosis，ADCP)是巨噬细胞表⾯上的FcγR通过识别靶细胞上结合的抗体对靶细胞进⾏的吞噬作⽤。结合我们第⼀期免疫半⽉谈中所介绍的PD-1/PD-L1机制，PD-1单抗结合的是T细胞表⾯的PD-1蛋⽩，⽽ADCP的加⼊会使巨噬细胞清除T细胞，导致T细胞的消耗从⽽弱化抗肿瘤效应；PD-L1单抗结合的则是肿瘤细胞表⾯的PD-L1蛋⽩，在此基础上将PD-L1单抗的Fcγ段进⾏改造增加ADCP作⽤，可以在保护了T细胞的同时，使巨噬细胞也加⼊到肿瘤杀伤的⼯作中。

图2. Fc段改造后的的肿瘤结合抗体与巨噬细胞Fc受体结合并激活吞

　　刺激巨噬细胞，恢复机体固有免疫的杀伤作⽤，可与获得性免疫反应的T细胞起到协同抗肿瘤效果。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可分为促炎 (M1) 或抗炎 (M2) 巨噬细胞两个亚型，在肿瘤的发⽣发展中起到不同的作⽤：M1巨噬细胞主要作⽤是杀死病原体和肿瘤细胞，⽽M2巨噬细胞主要作⽤是促进肿瘤的进展。巨噬细胞向M1型和M2型的极化具有可逆性和可调节性，并与肿瘤微环境密切相关，在⻓期肿瘤微环境的作⽤下，TAM主要表现为M2型，与肿瘤⽣⻓、发展、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

　　既往基础研究中，巨噬细胞对预后的影响或与其极化状态和浸润深度有关^9-11。同时，寻找巨噬细胞⾼浸润总量患者群，也为探索药物⼲预的优势⼈群提供了可能性。基础研究揭⽰，肺鳞癌、EGFR野⽣型、有吸烟史的患者巨噬细胞浸润率⾼于肺腺癌、EGFR突变型和⾮吸烟患者。由于驱动基因阳性⽐例低，往往有吸烟史，肺鳞癌患者成为了关注的重点¹²。

图3. 巨噬细胞与病理类型、EGFR状态、吸烟状态的相关性
 

　　进⼀步研究显⽰，M2型巨噬细胞往往呈现PD- L1⾼表达，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并抑制TAM的吞噬作⽤。PD-L1抑制剂可以将巨噬细胞从 M2 重新定向到 M1 表型¹³，表明肿瘤 PD-L1的封闭或改变了肿瘤免疫微环境进⽽逆转了巨噬细胞的极化。
　　⽬前，有许多增强巨噬细胞的免疫杀伤功能的治疗⽅法处于探索状态，包括探索新靶点和开发具有增强ADCP功能的抗体。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重要效应细胞，针对巨噬细胞的研究可在未来给患者带来更好的⽣存获益。
 

辉瑞医学部肺癌团队

　　非鳞NSCLC（其中以腺癌为主）是肺癌的主要亚型之一，约占肺癌患者总数的50-60%¹，而其中约50%存在驱动基因突变如EGFR突变、ALK融合等²，这些患者可以通过靶向治疗获得较好的疗效，而一半以上的驱动基因阴性的非鳞NSCLC患者找不到有效的靶点，其治疗仍主要依赖化疗，其疗效并不理想。因此，该部分患者亟需新的治疗方式。

　　如我们在第一讲中所述，PD-1/PD-L1免疫检查点的存在，是肿瘤实现免疫逃逸的重要途径。通过解除“刹车”作用，PD-1/PD-L1抑制剂可恢复效应T细胞对肿瘤的杀伤功能。2015年，随着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兴起，NSCLC正式进入了免疫治疗时代。
　　在NSCLC二线治疗获得成功后，免疫治疗开始了向一线治疗的进军：KEYNOTE024研究中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高表达（TPS>50%）的患者中疗效及生存期均显著优于化疗³，而根据2020 ESMO上所报道的5年生存结果，帕博利珠单抗5年OS率为31.9%，较单纯化疗的16.3%提升近1倍，显著延长了这部分患者的生存。2020年Impower110研究结果公布，阿替利珠单抗同样可在PD-L1高表达（TC/IC3）的患者中完胜化疗，填补了PD-L1单抗在NSCLC一线治疗的空白⁴。

　　尽管免疫单药在NSCLC一线治疗中给PD-L1高表达的患者带来了获益，但PD- L1高表达的患者仅占全部患者的30%左右，仍有一半以上的患者无法获益于免疫单药。而针对这部分患者，免疫与其他治疗方案的联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免疫与化疗存在多种协同作用，化疗可以通过杀死肿瘤细胞，暴露肿瘤抗原，改变肿瘤微环境，从而便于PD-1/PD-L1抑制剂发挥更好的疗效⁵。化疗药物种类繁多，如培美曲塞、紫杉醇、铂类等等，而前期研究指出，非鳞NSCLC中培美曲塞可通过多种机制起到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效应，基于这些理论基础，GEMSTONE-302对比了晚期NSCLC中Sugemalimab联合含铂双药化疗与单纯化疗，结果证实免疫联合化疗显著优于化疗组，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PFS与OS，且无论PD-L1表达水平如何，均可获益于免疫与化疗的联合方案，显著扩大了免疫治疗的覆盖群体⁶。
　　除Sugemalimab外，其他多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均在一线与化疗相联合的临床研究取得了佳绩。如KEYNOTE 189、RATIONAL-304、ORIENT-11等研究^7-9，进一步增加了药物的可及性。

　　既往研究指出，抗血管生成治疗可通过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治疗起到协同作用。在此基础上，III期临床研究Impower150中的四药联合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BCP）首次证实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和化疗模式一线治疗转移性非鳞NSCLC，PFS及OS均得到显著获益阳性结果¹⁰。TASUKI-52研究则将纳武利尤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与含铂双药化疗，在PFS上显著优于未联合免疫组¹¹。除此之外，口服抗血管生成TKI阿帕替尼与卡瑞利珠单抗的联合也初步证实了其抗肿瘤活性¹²。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PD-L1加上CTLA-4单抗能给晚期NSCLC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和生存延长。双免疫治疗联合的代表方案为CheckMate227中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联合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在今年ASCO的大会上，该研究公布了3年随访数据，结果提示无论是PD-L1阳性（≥1%）或阴性（＜1%），纳武利尤单抗3mg/kg（q2w）+低剂量伊匹木单抗1mg/kg（q6w）的一线治疗OS都优于传统化疗¹³。CheckMate9LA则是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联合了两周期化疗，即一线使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2周期化疗 vs 常规4周期化疗治疗，结果显示，免疫联合组的中位OS显著优于化疗组，并基于此研究结果近期获得了FDA批准的NSCLC一线治疗适应证¹⁴。除此之外，POSEIDON研究也指出，度伐利尤单抗+Tremelimumab（CTLA-4单抗）+含铂双药化疗治疗晚期NSCLC的PFS显著优于化疗组¹⁵。

　　综上所述，免疫治疗的出现给晚期非鳞NSCLC的诊疗带来了重大影响，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而联合治疗则是增强疗效、扩大免疫治疗人群的重要方式。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可为该部分患者的最佳联合治疗方式提供新的证据，进一步延长生存获益。

辉瑞医学部肺癌团队